“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”文化总是在追求自由中向前迈进，而历史上的青铜文化却一直在一种无可挣脱的范模中生存着，塑模、制范、铸铜、脱模，五千年来，似乎无人能逾雷池于一步。

不可否认，青铜文化就是在范模的规矩中创造出来的一种伟大文化，伟大到给予了人类一个时代，一个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的青铜吋代。青铜铸造的工艺水准，在我国商周时期达到巅峰，每当我走进国家博物馆的青铜器馆时，面对历史的赋予，敬畏和膜拜之情凛然而生。

有人说，中国美术史从某种层面来讲，是由“工艺美术”承载着的中国文化史，发展至今，呈现了深厚的传统内涵。司马迁说:“周失之弱，秦失之强，不变之患也。”我发现，当一种文化过于美丽和精湛，就会让优势固化成一种无法前进的阻力，青铜艺术也不例外。博大精深而失之以强，所以任何一丁点的推陈出新，都绝非易事。我对青铜文化陷入“内卷”而焦虑不安。

直到2006年，一种颠覆传统铸造的技艺——熔铜技艺诞生了，它把工艺美术中的适用性剥离出来。青铜艺术的演变，也从工到艺，从实用到艺术，从具像到抽象，在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超升中，对“铜”这种中国人十分亲近的物质，一切都变得那么不一样了。常州天宁宝塔修建时的一场大火，竟促进了熔铜艺术的意外诞生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熔铜艺术竟是在一件令人“惊悚”的事件中诞生的。那是2006年5月25日，这一天，我和儿子朱军岷领衔建造的中国最高宝塔——常州天宁宝塔整修铜工程突然起了大火。当时，宝塔已接近完工，塔上还有人。经过检查，宝塔仅仅烧毁一层屋檐，没有伤筋动骨，也没有人员伤亡，这真是一场有惊无险的事故。

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，却让这场意外变成机遇。清理现场时，我发现高温中融化了的铜肆意地流淌在地上。铜水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从空中洒下，晶莹的铜珠如千万铜泪互相牵连着，拥抱着，不失个性地融合在一起。它们舒展着自己的筋骨，似在呼唤着自己的灵魂，自青铜时代以来第一次跳出了范模的圈扼，把酒临风，与火共舞。铜泪跳跃成姿态万千的熔铜结晶体，而此种形态所展现的流畅之美，是人工铸造无法造就的。

我将这些被当作熔渣的青铜魂魄捧在手中，一叶见佛，两叶悟道。我一直苦苦地在寻觅着青铜文化新生的“密码”，这不就在手中？我抬头看了看即将完工的天宁宝塔，心跳突突，泪珠盈盈，艺术细胞狂野地奔腾。我甚至记不清如何指挥着同事，将送去回炉的熔渣中抢出两包来运回我的工作室，但清晰地记着天宁寺松纯长老提笔给我写了四个大字“佛塔舍利”。

宝塔经历了一场凤凰涅槃式的“磨练”，它将其最精华的结晶体“佛塔舍利”交给了我。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铜艺发展历程中一定有一件事会发生，但究竟是什么，会走到哪一步，都无法想象。

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，法在心头，泥古则失。我沉浸在狂热的创作中，一批别有韵味的熔铜艺术作品应运而生了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朱炳仁作品《阙立》，这是蕴有“佛塔舍利”原物的天人合一的艺术品。

第一件熔铜作品就是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《阙立》。我用天宁宝塔的部分熔铜结晶体，在仅0.5平方米面积的作品中，既有浮雕又有圆雕，既写意又写实，同时揉合了铜雕、国画、书法及油画多种技法。美术理论家、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、《美术研究》主编邵大箴说：“朱炳仁的熔铜壁画真是意趣天成！高温熔化的铜的自然纹理和朱炳仁的传统铜艺术，再加上中国书法的点缀，运用油画的手法，就赋予这个作品强大的艺术生命力。”

在随后的熔铜艺术创作中，熔铜结晶体又如同生动、丰富、流畅的笔墨线条，深浅浓淡、层叠交错。2017年，我以传统宋画为灵感，创作了《宋画迷宫》，以历史上数量最多的铜画群，计五十八幅铜画组合成一“迷宫”形态的装置艺术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亮相，以熔铜的方式呈现宋时期遗留下来的精致遗产及美学意境。

2021年，在博鳌亚洲论坛“20年20人”中国文化人物大家展上，我的四件熔铜作品受邀参展，其中，两幅巨幅熔铜壁画《万泉归海》《清香自远》，被永久收藏陈列在博鳌亚洲论坛会场。

夏禹铸九鼎以来，铜终可在自由的熔凝中，展现其无可复制的肌理与形态。在2009年巴黎飞往上海的航班上，我写下《舞铜》一诗：“造化在舞铜中任性地发挥它的脾性，舞者在舞铜中理性地熔铸他的个性。立定，太极推手；转身，霓裳羽衣。铜终于舞起来了。天地无限，造化无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