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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司后之争”谈“金铜之误”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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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描述】朱炳仁随语第十期

从“司后之争”谈“金铜之误”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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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司后之争”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,由学界扩展到社会争论。一个叫了五十年的名字的“司母戊鼎”真的应该改成“后母戊鼎”吗?当然以尊崇历史为由的改名派,确实也有让人信服的学术依据。但有依据就该改名吗?我也有依据,你区区一件青铜器改名不算什么,我认为要改,应该将“青铜时代”的名字也改掉,改为“吉金时代”,因为历史上根本没有“青铜时代”的说法。

 

后母戊鼎 商代武丁时期 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 

 

据说,“青铜时代”这个词是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提出的。1816年他被任命为国家博物馆的首席馆长后,为了古物陈列,在史前考古学中以石器时代、青铜时代、铁器时代分期法作为欧洲技术发展的 3个阶段。

 

然而,中国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,经夏、商、西周、春秋、战国和秦汉,历近15个世纪,这期间也没有“青铜时代”的说法,连“青铜”这个词都没有出现过。为了说清这件事,我也不得不“训诂”一下了。《墨子》一书在描述大禹铸九鼎时写道:“使蜚廉采金于山川,而陶铸之于昆吾”。这里所说的“采金”就是指开采铜矿取得铸鼎所需的青铜。《诗经》中著名的《韩奕》一诗中,内有“革金厄”一句,句中的“金厄”指的就是青铜的轭(马具)。

 

毛公鼎 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

 

由于“青铜”又称作“金”,后来人们又将青铜礼器也称之为“金”,把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作“金文”。以“金文”为主要研究对象的“金石学”,曾是中国古代一门很重要的学问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以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的西泠印社,以“保存金石,研究印学,兼及书画”为宗旨,按说吴社长绝不会让该印社来研究“黄金宝石”吧。

 

金文

 

如果还有争议,实物佐证来了。保利艺术博物馆展示的西周从簋,是约3000年前的一件礼器。器内有2行9字铭文:“从易(赐)金于公,用乍(作)宝彝”。说得明明白白:这件青铜器的主人叫作“从”,得到了他的主公赏赐给他的“金”,他用这些“金”铸造了这件青铜礼器,这里的“金”无论如何不可能是黄金。

 

西周从簋  现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

 

汉代以前的文章中所称的“金”往往指的就是青铜,“吉金”指鼎彝等古器物。古以祭祀为吉礼,故称铜铸之祭器为“吉金”。宋代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·韩城鼎铭》记载:“坚久吉金,用作宝尊鼎”。清代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之二八○:“吉金打本千行在,敬拓斯文冠所遭”。姚华《论文后编·源流》:“书契既兴,文字觕成,吉金贞卜,始见殷商”。

 

西周从簋(局部) 现 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

 

“青铜”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汉代,诗人辛延年在《羽林郎》一诗中,浪漫了一下:“贻我青铜镜,结我红罗裾。不惜红罗裂,何论轻贱躯”,“青铜”一词终于面世了。唐代孟郊《结交》:“铸镜须青铜,青铜易磨拭”。贾岛《友人婚杨氏催妆》:“不知今夕是何夕,催促阳台近镜台。谁道芙蓉水中种,青铜镜里一枝开”。宋代苏轼《清远舟中寄耘老》:“今年玉粒贱如水,青铜欲买囊已虚”。后世诗家一跟风,“青铜”一说不一而足了。

 

一丝不苟的史学家司马迁可不买账,在《史记》中记载大禹:“收九牧之金,铸九鼎,象九州”,依旧称“金”莫辩。清代以前著录古铜器之典籍中,亦不为诗人浪漫所动,还是多称“吉金录”,未见“青铜录”一说。如北宋吕大临著的《考古图》,王黼撰修的《宣和博古图》,均以“吉金”当道。“青铜”的命名仅因古铜器氧化成青黑色而得之。实质上,鼎彝在铸造后的本色是金闪辉煌,富丽堂皇的,而非影视剧里乌黑的殿堂重器。

 

朱炳仁·铜 禺方鼎

 

青铜时代谁人定,

百年恍若定盘心。

昨日有闲翻典籍,

原来朝野呼吉金。

 

被强加于历史的“青铜时代”之误,是否该变称“吉金时代”呢?或许仅是戏谈,等待诸家评说吧。

 

朱炳仁·铜 员方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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